为什么越是底层的人，越是最难从灾难中逃出来！
当你不再惧怕牢笼，牢笼就会惧怕你
输入法是个好东西。当我用全拼打出“shanghai”的时候，它可以是“上海”，也可以是“商海”，还可以是“伤害”。在写上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时，上海的朋友告诉我那边正在下雨，天很冷。我茫然的在键盘上敲下一串文字“冰冷的雨滴正落下，仿佛是城市在哭泣”。而今天的上海，可能已经欲哭无泪。这真的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春天。我不想说脏话，但是有时候眼前这一幕幕让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方式表达。无论是堪比315晚会的保供物资，还是那让人一眼看去仿佛置身于ZOO的铁笼围栏，还是大发疫难财赚快钱的饕餮，亦或者是借机为非作歹的白相鼠辈。上海未来会怎样，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。
今天，将给朋友们讲述一部电影和电影背后的故事。1997年，电影泰坦尼克全球首映。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关于这部影片的前身——“冰海沉船”。英文名字叫A Night to Remember，改编自沃尔特·洛德的同名书籍《此夜永难忘》两部电影描述的是同一艘巨型邮轮，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。1912年4月15日凌晨2时20分左右，断成两截的泰坦尼克号永远沉睡在3700米大西洋底。这是它的第一次、也是最后的一次航行。下图的前两张分别为这两部影片的剧照。第三张是泰坦尼克号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拍摄于1912年4月12日。
电影除了让人们感叹于杰克和露茜的爱情的时候，还在刻意反映出一个主题：在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人性犹如黑暗中的灯塔引领人类的方向。那么问题来了。到底谁有权决定人的生死。到底是你需要自由，还是自由需要你！一个人是否应该顺从于命运的安排！而在两部影片（或者说所有相同题材的影片）中，都反映了同样的一个细节。当泰坦尼克号已经严重漏水，船上已经开始通知旅客撤离的时候，三等舱通向甲板的通道却偏偏被用铁栅栏锁住了。尽管还有大量女人、孩子和老年人被关在下面。这些人的生命成了给上层甲板的人争取逃生时间的铺路石。
就是这道铁栅栏。迈过去是生的机会，留下来是可以想见到结局。在一通拳打脚踢之下，三等舱的旅客们要么挤在铁栅栏后面苦苦的哀求，要么只能哭泣和祷告。不得不让人感叹，诺大的一个三等舱，竟无一人是男儿！当杰克和露茜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手足无措的旅客和守卫们无情的拒绝。他们只是很简单的想活下去。他们有错吗？人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：必须要冲出去。我们也有生的权力！而当真的有人勇于挺身而出的时候，人们发现那道铁栅栏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。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老版本的电影中，只不过人们用的不是长椅而是斧头。人，是不可以被随意装进笼子里的。当你不再惧怕牢笼，牢笼就会惧怕你。
你以为莱昂纳多扮演的杰克为什么会走入无数少女的梦境？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？仅仅是因为他愿意为了爱情献出生命？错，我认为至少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，血性！身为男儿的血性！在面对不公和威胁的时候的血性。杰克用行动证明，一个没有血性的男人不值得去爱。就像战火中的乌克兰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天下人，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不值得拯救！杰克用自己的勇气证明，没有谁有权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。还在等待超级英雄吗？你的英雄其实就是你自己。
很多人都听说过卢梭的一句名言：“人生而自由，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”。而这句话完整的版本应该是：“人是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，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。”卢梭这句话一方面说出了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；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实中的人往往会生活在不自由的状态中，不能主宰自己。卢梭把自由分为三种：天然的、社会的和道德的自由。他认为，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服从经自己同意的法律，在道德生活中听从良心的呼唤，才会成为一名配享自由世界的公民。然而，三百多年过去，这世上的大多数人依然没有产生为自己做主的欲求和意识，不愿意做行动的少数派。
在泰坦尼克沉没后，英国贸易委员曾经公布过一个关于遇难死亡人数的报告。这份数据显示，在船上所有旅客中，女士共有402人，幸存296人，幸存率73.6%。共有儿童109人，幸存56人，幸存率51.4%。而男士共有805人，幸存146人，幸存率仅18.1%。船员的幸存率则只有乘客幸存率的60%。尽管我们毫不客气的说，阶层影响了船上人的生存机会。但依然要向在生命最后关头把机会让给别人的男士和船员们致敬。这无关于他们的身份，只因为他们在道义面前的那份坚守。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并没有将乘客撤离时“女士和儿童优先”的原则写入法律规定。这个决定是在船员口头传达，且人们自愿配合的情况下做出的。
在灾难袭来的时候，活在“三等舱”中的旅客总是最先直面死神。根据记载，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候，头等舱甚至部分二等舱的乘客只是感到船身稍微晃动了一下，听到了一点金属刮擦的声音。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波浪造成的颠簸。想多一点的人会觉得这可能是螺旋桨撞到了什么东西。但是在底层船舱的乘客感受到的碰撞就强烈得多。不仅透过舷窗看到有巨大的冰块掉落到甲板上，还很快就看到冰冷的海水顺着门缝涌入舱室。当一等舱的人还在尽情享受的时候，最底层的人已经感觉到死亡的恐惧。当三等舱的人们挤在铁栅栏后面哭泣求生的时候，上层甲板的人正在好整以暇的讨论救生衣是否舒服。
最后的数据表明，一等舱的乘客幸存率是62.2%；二等舱是41.4 %；而三等舱的这个数字就剩下了25.2%。并且，头等舱的女性幸存率高达97%。而三等舱的女性幸存率只有是46%。要知道的是，头等舱的女性旅客是144名，而三等舱是165名。这两个数字差距其实并不大。那么，真正造成大量底舱人罹难的，仅仅是那一道道被锁住的铁栅栏吗？还是头等舱的旅客能得到福星庇护？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是，泰坦尼克号上的“结构的力量”。C·赖特·米尔斯在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一书中认为：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，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，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；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改变，他们的私人境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。
而在泰坦尼克号上，由于与舱位（反映了购买力与财富，是乘客所处社会阶层的指标）、性别、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。举例来说：因为泰坦尼克号具有多层甲板，且数量本就不足的救生艇甲板又被放置在最高层。三等舱乘客的船舱和活动空间，却集中在船只的中下部。三等舱乘客想要登上救生甲板，必须穿过多层甲板并且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。此外，根据当时的美国移民法规定，为了防止偷渡和传染病，三等舱乘客要全程与头等舱和二等舱隔离。而在关键时刻，这些无法及时打开的隔离舱门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求生时间。又因为船上的大量标识和船员的指令都是使用英语。这就造成了不懂英语的欧洲移民逃生困难。只能盲目的跟着人群跑来跑去。最后的统计显示，三等舱中幸存率最高的是讲英语的爱尔兰移民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非制度性因素，例如狭窄且数量不足的船上逃生通道，故意阻挠人群的船员，刚愎自用的船长，开小差的瞭望哨等。平时固然可以相安无事。一旦发生险情便会彻底露馅。
从社会学的角度讲，整个泰坦尼克号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社会隐喻。存在着系统性的“制度安排”。不仅有法律法规，还包括各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、习惯性因素甚至是歧视链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。下层甲板通往上层的通道往往上了锁或者有人把守。类似于把三等舱的人用铁栅栏锁起来这种损招儿，放在当年却是合理的不能再合理的“制度安排”。事实上，直到今天有些情况仍未改变：尽管豪华邮轮具有了更先进的自救能力和更多数量的救生船。但头等舱依然距离逃生口和救生船最近。
如今，距离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年。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依然在警醒世人：真正能让更多人得救的，应该是加强船只的早期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，配备更多的救生艇和生活物资，开辟更多的逃生通道，增加包括语言服务等更多系统性服务功能等等，而不是要求三等舱的乘客不断提高忍耐力。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生来就能拿到一副好牌，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会抓到什么牌。其实我们都在一条船上。所以，共情别人的痛苦就是对自己的救赎。康德说过：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形成尊重人本身的文化，那么它距离真正的文明就还很遥远。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以后不会连上网都需要上网证了吧。我有点不太敢想下去了。用我杯中酒，与君敬过往……
资料来源：
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 C·赖特·米尔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
《结构的力量——“泰坦尼克号”上的生与死》晋军 《读书》2016年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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